我二十五岁那年,韩奶奶走了。
她走得很平静。前一天晚上还听了半出《游园》,第二天早上张妈去叫她,人已经凉了。
我赶回苏州的时候,灵堂已经搭起来了。
老宅里挂满了白布,石榴树上绑了白纸花。韩爷爷坐在正厅里,一句话都不说,人瘦了一圈。
韩雾站在灵堂边上。
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,没打领带,眼睛下面是青黑。他看见我,走过来。
“你回来了。”
我说:“嗯。”
“路上累不累?”
我说:“不累。”
他伸手,想接我手里的包。
我没给。
他的手停在半空,然后收了回去。
“奶奶……走之前,说了什么吗?”我问。
他沉默了一下。
“说了。”
“说什么?”
他看着我,眼睛很红。
“她说,她这辈子最亏欠的人,是你。”
我站在那儿,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
我转身走进灵堂,跪在蒲团上,对着那张遗像磕头。
遗像上的老太太,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,鬓角别着白玉簪。
我磕了三个头。
磕完,我抬起头,看见遗像旁边摆着一把大提琴。
是我的琴。
我走过去,摸了摸琴身。
琴身还是那道旧伤,补过的地方,摸上去有一点凸。
“奶奶让我给你的。”韩雾在我身后说,“她说,这把琴,你十六岁那年会用,二十六岁那年会用,三十六岁那年会用。她说让你别放下。”
我抱着那把琴,跪在地上,哭得站不起来。
葬礼之后,我在苏州待了一个星期。
那一个星期,韩雾一直在家。
我们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。
他每天早上给我熬粥,白粥,什么都不放。我吃,他就坐在旁边看着。我吃完,他收拾碗。
第四天,他说:“你的手,小时候冻过?”
我说:“嗯。”
“现在还疼吗?”
我说:“不疼。”
“给我看看。”
我把手伸过去。
他握住我的手,指尖轻轻按在我的指关节上。
那个动作,和十年前在病房里一模一样。
“没变形。”他说。
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
他松开手。
“许枝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……”
我说:“我去看看韩玉。”
我抽回手,转身走了。
韩玉在祠堂后面的小屋里。
他坐在地上,背靠着墙,手里拿着一瓶啤酒,脚边已经空了三个瓶子。
“哟。”他说,“大忙人来了。”
我说:“少喝点。”
“我妈死了?”他说。
“你妈没死。”
“哦,那我为什么这么难受?”
我走过去,坐在他旁边。
地上很凉。
我拿了一瓶啤酒,用牙撬开,喝了一口。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?”他问。
我说:“在北京学的。”
“北京好啊。”他说,“北京有文化,有音乐厅,有你这样的艺术家。不像我们苏州,就剩一帮做买卖的。”
我说:“做买卖怎么了?”
“做买卖的人,”他说,“不配有感情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把酒瓶往地上一磕,说:“许枝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知道我哥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?”
我的心跳停了一拍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我说:“为什么?”
他转过头看我。
他的眼睛很红,但很清醒。
“因为他说过一句话。”韩玉说,“他十九岁那年,跟我喝酒,喝多了,跟我说:‘我这辈子,不会跟任何人结婚。’”
我说:“你跟我说过。”
“我还跟你说过下半句没有?”
我说:“没有。”
“下半句是,”韩玉说,“‘因为我配不上她。’”
我坐在那儿,一动不动。
“我那时候不懂。”韩玉说,“我问他配不上谁,他不告诉我。后来看见你在雨里喊他,我懂了。”
我说:“韩玉。”
“嗯?”
“别说了。”
“我偏要说。”他把酒瓶放下,转过身,面对着我,“许枝,我今年二十六了。我从十七岁认识你,认识你九年了。”
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
“九年里,我做了很多混账事。”
我说:“是。”
“我堵你的路,我让你早起赶公交,我踢翻了凳子让你摔断了手。”
我说:“是。”
“你恨不恨我?”
我说:“恨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给我撑伞?”
我愣住了。
那年夏天,他跪在雨里,我举着伞在他头顶站了一个小时。
“我那时候就想,”韩玉说,“这个人是不是傻?”
我说:“是。”
“不是。”他说。
他看着我,眼睛里有水光。
“因为那天晚上,我跪在雨里,心里想的是:如果有一个人肯为我撑一把伞,我这辈子就给她当牛做马。”
我坐在那儿,说不出话。
“然后你就来了。”他说。
我低下头。
“许枝,”他说,“我喜欢你。”
我说: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?”
“我猜到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?”
我说:“你踢翻凳子那次。”
他愣住了。
“那天你打球回来,看见我站在凳子上,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躲,是伸手。”我说,“你伸手的姿势,是抬起来接人的姿势。你不是想吓我,你是怕我摔。”
他看着我,说不出话。
“你堵我的路,是因为你想跟我说话,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”我说,“你让我早起赶公交,是因为你想让我坐你家的车,又不知道怎么求我。你踢翻凳子,是因为你气我自己爬那么高,不叫你帮忙。”
他闭上眼睛。
“你他妈……”他说,“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?”
我说:“是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说?”
我说:“因为我不想给你机会。”
他睁开眼睛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你哥。”
他看着我,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笑了。
那个笑容跟他十七岁时一样,亮得晃眼,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纹路。
“那现在呢?”他问。
我说:“现在我心里,还有他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但是,”我说,“我的手空着。”
他愣住了。
我伸出手,铺开掌心。
那双手上有茧,有疤,有常年按弦留下的印子。
“这双手,”我说,“拉了大提琴二十年。它不漂亮,也不柔软。它以后会越来越不好看,会有更多的茧,指关节可能会变形。”
韩玉看着我的手。
“我不要你的手好看。”他说。
“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他。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不会做饭,不会收拾屋子,我只会练琴。我练琴的时候脾气很坏,谁都不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可能……不能给你一个正常的家。”
韩玉伸手,握住了我的手。
他的手很大,很热,把我的手整个包住。
“许枝,”他说,“你记不记得你十九岁那年,在伦敦的那个屋檐下?”
我说:“记得。”
“那天我拖着你走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什么,你知不知道?”
我说: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想的是,”他说,“如果他没有用,那就让我来。”
我看着他。
“九年了。”他说,“我不差这一年。”
那天晚上,我在苏州的雨里,把手交给了韩玉。
我们结婚是在两年后。
婚礼很简单,只请了几桌人。韩爷爷主持,张妈哭得稀里哗啦的,说“我早就知道,我早就知道”。
我穿着白色的婚纱,手里捧着韩玉从院子里剪下来的腊梅——那年冬天,腊梅开得特别好。
婚礼上,我拉了一首曲子。
拉的是父亲那首《蝉声引》。
我把它续完了。
续完了以后,我交给了学校的一位老师。老师看完,说:“这是谁写的?”
我说:“我父亲。”
他说:“可惜了。”
我说:“是。”
婚礼那天,我收到了一份礼物。
是一个很小的包裹,从伦敦寄来的,没有署名。
里面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苏州的一条巷子,雨下得很大,巷子口有一个人影,抱着一个琴盒,正在往前走。
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:
“七月十九日。”
那是他来我家取谱子的那一天。
我把照片翻过来,看了很久。
然后我把它夹进了父亲的谱子里,放进那个从家里带出来的布袋子。
那个布袋子,我一直留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