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的前两年，我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
我在上海读大一、大二，每周五下午坐火车回苏州，周日晚上再回去。韩奶奶说来回跑太累，让我别回了，我说不累。

我知道我为什么回。

因为那栋老宅里有电话，有张妈炖的汤，有后进院子里那台老唱机。因为韩雾每次打电话回来，都是打座机。

他很少打。

但每次打，我都能赶上。

后来张妈跟我说，那是他提前跟她约的时间。

“他每次都说，这个点，枝枝应该在。”

那些电话都很短。

他问我手好了没有，琴练得怎么样，课难不难。

我一一答了。

他问完了，就没话说了，听我在这边讲一些学校里的事，讲到一半，他那边有人叫他，他就说“我挂了”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：“你那边几点？”

“凌晨三点。”

“你还没睡？”

“刚开完会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睡吧。”

他说：“没事。”

那次我们聊了四十分钟。

那是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通话。

他跟我讲伦敦的雨，讲他父母公司里那些勾心斗角的事，讲他有一次在酒会上端错了杯子，把红酒倒进了别人的香槟里。

他讲得很平淡，但我听得出来，那不是他的世界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拉琴？”我问。

电话那头静了很久。

“拉不了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手生了。”

“练练就好了。”

“不是手生。”他说，“是听不出来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听不出来？”

“音。”他说，“我听不出我拉得准不准。”

我想起那天在琴房门外，他反复拉那个升fa。

我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：韩雾的耳朵好像有点问题。

“那你去医院看看。”我说。

“看过了。”

“医生说怎么说？”

“说治不了。”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“什么叫治不了？”

“神经性的。”他说，“慢慢来，会越来越差。”

我说：“那……那你去治啊。国外不是有更好的医生吗？”

“在治。”

“有用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。

我握着话筒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别跟我爸妈说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知道了，会让我回来。”他说，“回来了，就出不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回来不好吗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人这一辈子，有些路是只能自己走的。”

那年秋天，事情开始变了。

起因是十月底的一个周末，我从上海回来，路过正厅后面的小客厅，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。

是韩奶奶和一个来串门的太太。

我本来要走过去，但那个太太提到了一个名字。

“……雾儿那孩子，现在出息了。”她说，“听说在欧洲那边，一个人管着两个公司？”

“管什么管，”韩奶奶说，“他爸让他历练历练。”

“那也是本事。”那太太笑，“我听说啊，白家那个姑娘，跟他在一个地方？”

韩奶奶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白家那个，我见过，长得是真体面，人也懂事。听说她爸跟你们家在欧洲那边还有生意往来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多好。”那太太说，“门当户对，又都在一处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你跟雾儿说了没有？”

“说了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韩奶奶沉默了一下。

“他没说。”她说，“他那个人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不说。”

“那就是默认了。”那太太笑起来，“我看这事儿啊，八九不离十。男孩子嘛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明白得很。你等着抱重孙子吧。”

我在门外站着，手里的书包带子勒进肉里。

我走开了。

回到房间，我坐在床边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件我一直不敢做的事。

我拨了那个号码。

是凌晨一点多，但我顾不上了。

电话响了七声。

第八声的时候，通了。

“喂？”

是个女声。

很年轻，很清亮，带着一点笑意，像刚从什么高兴的事情里抬起头来。

“请问……”我说。

“你找韩雾吗？”她说。

我的喉咙一下子干了。

“他、他在吗？”

“他在洗澡。”她说，语气很自然，自然得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，“你是谁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他……我姓许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拖长了声音，“我知道了。你是枝枝吧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他跟我提过你。”她说，“他说家里有个妹妹，琴拉得特别好。”

妹妹。

我握着话筒的手在抖。

“你……你是？”

“我叫白秀。”她说，“我在这儿陪他处理点事。他今天累了，一回来就睡了，这会儿在洗澡。”

她在陪他。

凌晨一点多，她在陪他。

“你要留个话吗？”白秀问，“他出来我跟他说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了。”

“那你早点休息呀。”她说，“这么晚了，女孩子熬夜对皮肤不好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“拜拜。”

“拜拜。”

电话挂了。

我握着话筒，坐在床边，听了很久的忙音。

那声音一声一声，像有人在用钝刀子割我的手腕。

我把话筒放回去，坐到书桌前。

桌上摆着那套唱片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巴赫。我一张一张地拿出来，摆在桌上，一共十二张。

我拿起第一张，用手指把唱片掰断了。

然后是第二张，第三张。

掰到第七张的时候，我的手被塑料边缘划破了，血滴在唱片上。

我看着那滴血，忽然停住了。

我把剩下的唱片放回盒子里，把掰断的那些扫进垃圾桶，用纸把桌上的血擦干净，把手指包好。

然后我坐在那儿，坐到天亮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下楼吃饭。

韩奶奶看了我一眼：“眼睛怎么肿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睡好。”

“琴练太晚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练琴是好事。”她说，“别伤了身子。”

我低着头喝粥。

粥很烫，我一口一口地喝，喝到最后，碗底剩了一层米汤，我的眼泪掉进去，砸出一个小小的坑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躲着他的电话。

他打来，张妈叫我去接，我说我不在。

有一次张妈说：“枝枝，雾少爷说，他下个月回来。”

我说：“哦。”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“你高兴不高兴？”

我说：“高兴。”

我那时候已经学会了一件事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“高兴”这两个字后面。

十一月，他定了回国的日期。

十二月十八号。

韩奶奶跟张妈说的时候，我在走廊上扫地，听见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韩雾这几年来送我的所有东西，都找了出来。

那副黑手套。

那套唱片断了一半，我把剩下的收好。

那把修好的弓——他托人从北京带回来的，据说是一个老工匠手工做的。

那本《巴赫无伴奏组曲》的谱子，扉页上有他写的一行字：“给许枝，练琴别偷懒。”

还有那把黑伞。

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在床上，摆了一整床。
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这些东西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唐的念头：

他想给谁都行。

但这些，是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