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伦敦回来以后，我病了一场。

不严重，就是发烧，烧了三天。张妈说我是在伦敦淋了雨，我心里知道不是——是某种东西烧完了，剩下的灰烬在往外冒。

病好以后，我做了一件事。

我把所有跟韩雾有关的东西，收进一个箱子里。

那副黑手套，那套只剩五张的唱片，那本扉页上写着“练琴别偷懒”的谱子，那枚银色的音符胸针，那盒松香，那把弓。

还有那把黑伞。

我把箱子封好，塞进床底下。

然后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

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到琴房，练到八点。

上午上课，下午练琴，晚上听录音、写作业、读谱。

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，填得连一分钟的空都没有。

我不接电话。

韩雾打过两次，是打到韩家座机上的。张妈跟他说我在练琴，他说好，就挂了。

第三次，他打了我的手机。

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号码，看了十秒钟，按掉了。

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我没回。

半小时后，他又发了一条：“我在苏州，明天走。”

我还是没回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练琴练到凌晨一点。

回到房间，我看见手机上有一条新的短信，是凌晨十二点四十发来的：

“我在你楼下站了两个小时，灯一直亮着。”

我走到窗边，掀开窗帘的一角。

楼下的路灯下什么都没有。

车不在，人不在。

只有路灯把空荡荡的巷子照得很亮。

我关了灯，坐在黑暗里，坐到天亮。

大三那年，我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比赛金奖。

颁奖那天，我在台上，举着奖杯，看着台下。人很多，闪光灯很多，掌声很多。

我忽然很想哭。

我想，如果父亲在，他会说什么？

我想，如果韩雾在呢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不敢想。

大四那年，我考上了北京那所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。

那是全国最好的地方。老师说，考上的都是万里挑一。

我去办手续那天，韩奶奶在后进的院子里叫我。

“进来。”

我走进去。

她坐在藤椅上，老了很多。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那支白玉簪子还是别在鬓角上。唱机在转，还是《牡丹亭》。

“你考上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九月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。”她说。

她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过一个信封，递给我。

我打开。

里面是一张银行卡，还有一张纸条。

“卡里有三十万。”她说，“是你爸妈的抚恤金和保险，我帮你存了几年，连本带利。你爸那个房子，我让人看着，租金也在这个卡里。”

我握着那张卡，手在抖。

“奶奶……”

“别哭。”她说，“我还没死呢。”

我忍住眼泪。

“你在我们家住了六年。”她说，“六年，我没亏待过你，也没对你好过。你恨不恨我？”

我说：“不恨。”

“你恨。”她说，“那天晚上的事，你恨我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她睁开眼睛，看着窗外。

“我不后悔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不后悔拆散你们。”她说，“许枝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，我做的这件事，不是在害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会明白的。”

她从藤椅上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。

“那年你生病，烧到四十度。”她说，“他半夜从伦敦飞回来，跪在我床前，跟我谈了一个小时。”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“他跟我说，他这辈子只想要你一个人。”韩奶奶说，“他说他不读书了，不去欧洲了，不接班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。”

我站在那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我跟他说，你拿什么要？”她说，“你住的是韩家的房子，花的是韩家的钱，你身上穿的、嘴里吃的，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。你连自己的耳朵都治不好，你凭什么说你要她？”

“奶奶……”

“我还跟他说了另一句话。”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

她的眼睛很浑浊，但很亮。

“我说，你别忘了，是你害死了她爸妈。”

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唱针在黑胶上转动的沙沙声。

我站在那儿，手脚冰凉。

“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

韩奶奶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。

“你知道了。”她说。

不是问句。

“您早就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一开始就知道。”她说，“那份认定书，是我让人复印了，塞进你爸那些谱纸里的。”

我后退了一步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不是从他嘴里知道。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你就会原谅他。你要是自己发现的，你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重。”

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“您……”我说，“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韩奶奶走回藤椅边，坐下。

“因为我不能让他娶你。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会毁了你。”

她说得很平静。

“他这辈子，会背着这件事过一辈子。”她说，“他每天睡着的时候，是你爸妈的脸；他醒来的时候，还是你爸妈的脸。你要是跟了他，你就得跟他一起背着。他背得动，你背不动。”

我站在那儿，眼泪流了满脸。

“那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我问，“您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”

韩奶奶闭上眼睛。

“因为我一直在等。”她说，“等你们自己断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，站了很久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叫住我。

“许枝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拉得很好。”她说，“比他拉得好。”

我说：“奶奶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不恨您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很淡，像水面被风推了一下。

“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北京冷，多穿点。”

我走的那天，她没有送我。

我站在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老宅。

石榴树的叶子黄了。

九月的北京，天很高，风很干。

我住进了一间六平米的宿舍，跟三个女孩挤在一起。学校的琴房要排队，我每天五点去排第一个。

北京的冬天很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

我每天走二十分钟去琴房，手冻僵了，就在热水里泡一泡。

第一年，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

第二年，我进了学校的室内乐团，跟着乐团去了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。

第三年，我在国家大剧院拉了独奏。

拉的是巴赫的《第六组曲》。

谢幕的时候，台下掌声很响。

我站在台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苏州那个小院里，一个老太太闭着眼睛说：“再来一遍。”

散场以后，我在后台卸妆。

手机响了。

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
我接了。

“许枝。”

我手里的化妆棉掉在了桌上。

那个声音我听了那么多次，我以为我早就忘了。

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

我没说话。

“你在北京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听说了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张妈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今天的演出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场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在第七排。”他说，“第八个座位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看见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我的手在抖。

“韩雾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拉得很好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

那个笑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很轻，很远，像隔着一层水。

“你变了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人都会变。”

“嗯。”

沉默。

我听见他那边有风声，有车声，有英文的广播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伦敦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下周回国。”他说，“苏州。”

我说：“哦。”

“你有空吗？”他问，“我……”

我说：“没空。”

那边静了。

“我下周有演出。”我说，“下下周也有。再下下周要去上海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韩雾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挂了。”

我说完，手指按在挂断键上，但没有按下去。

我等着。

我听见他的呼吸声。

很轻，很稳。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电话挂了。

我坐在化妆镜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镜子里的女人化了妆，穿着黑色的演出服，头发盘起来，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。

我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我拿起手机，把那个号码删了。

那一年，我二十四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