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张机票，我改了三次。

第一次改到三月，第二次改到五月，第三次改到七月。

每一次改期，我都在电话里跟客服说同一个理由：“个人原因。”客服每次都很客气，说好的，女士，手续费会从您的卡里扣除。

我不是不敢去。

我只是不知道去了以后，我要用什么表情面对他。

那五个月里，我把那份认定书读了无数遍。

我读到能背下来每一个字。

我知道了那辆货车的车牌号，知道了当时的天气，知道了事故发生在下午三点四十分——和我父亲怀表停住的时间，四点十七分，相差三十七分钟。

这三十七分钟里发生了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。

我也不知道那份复印件是谁放进我父亲的谱纸里的。

我猜是他。

我还猜，他是在我搬到韩家以后，偷偷放进去的——不，不对，谱纸是跟着我从那个家里搬出来的，那十七捆纸，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。

那就是更早。

那就是他在我还没决定跟他走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份东西塞了进去。

他早就准备好了。

他早就准备好了，让我有一天知道。

五个月里，我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。

他也没有。

我们像两个沉在不同深度水里的人，各自憋着一口气，谁也不肯先浮上去。

六月，我办完了大二的所有考试。

七月八号，我飞了伦敦。

飞机落地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。希思罗机场很大，人很多，我推着行李车走了很久，才找到出口。

我订了一间很小的旅馆，在国王十字车站附近，一百二十英镑一晚，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窗户。我放下行李，坐在床边，打开手机。

他的号码我没有存，但我背得出来。

我拨了三次，都没拨出去。

我不敢。

我怕我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。

我想当面说。

我想看着他的眼睛说。

第二天，我去了他公司地址。

那是从白秀那里听来的——她去年过年时在饭桌上随口提过一句，说他们在骑士桥那边有间办公室。

我记下了，在地图上搜了三个小时，找到了。

那是一栋灰色的现代建筑，玻璃幕墙，门口有保安。

我在对面的街道上，从早上九点站到下午一点。

我没敢进去。

第三天，我又去了。

第四天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坐了一整天，看着那栋楼的玻璃门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。

第五天，我终于看见了。

下午四点，他从楼里出来。

他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没打领带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。

他比一年前瘦了，肩膀更宽了，走路的样子变了——以前是稳，现在是快，每一步都像在赶什么。

他走下台阶，站在路边。

然后他停住了，抬头看天。

天在下雨。

不是小雨，是那种说来就来的暴雨，豆大的雨点砸下来，砸在玻璃上、车顶上、人行道上，一秒钟就把整条街浇透了。

他站在台阶上，没动。

我隔着一条街看着他。

我看着他抬手看了看表，又抬头看了看天。

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了。

我站起来，想跑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一个人从楼里追了出来。

是白秀。

她撑着一把伞，跑下台阶，跑到他身边，把伞举到他头顶。

她穿着一条浅色的裙子，头发披着，被风吹起来一点。她笑着说了句什么，伸手帮他理了理领带——他没打领带，那动作只是碰了碰他的衣领。

他也笑了。
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我看见他低下了头，跟她说话。

那不是一个哥哥对妹妹的样子。

那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样子——即使不是，在别人眼里，也是。

雨越下越大。

我站在街这头，浑身湿透。

我手里也有伞——那把黑伞，我从苏州带来的。我撑开了，又合上了。

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。

我等他抬头，等他往这边看一眼，等他看见街对面那个撑着一把旧黑伞的中国女孩。

他一直没有看。

四点二十，雨小了一点。

他跟白秀说了句什么，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白秀先上车，他跟着弯腰。

就在他的头要低进车里的那一瞬间，我喊了出来。

“韩雾！”

声音很大。

我自己都吓了一跳——那声音在雨里、在车流里，穿透得像一把刀。

我看见他的身体顿了一下。

他停在车门口，头还低着。

我跳下人行道，往街道中间跑。

“韩雾！”

一辆车按喇叭，刺耳地响了一声。

我看见白秀从车里探出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
然后，我看清楚了——我看清楚了她的手。

她的手，伸向他的耳朵。

她伸手，从他耳后摘下了一样东西。

那是一个很小的、肉色的东西，比指甲盖大一点。她把它摘下来，放进自己手心里，握住了。

助听器。

她把他的助听器摘了。

他没回头。

他坐进车里，关上车门。

出租车开走了。

我站在马路中间，浑身湿透，雨水从我的头发上往下淌。

车流从我身边绕过去，有人摇下车窗骂了一句什么。

我听不见。

我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那辆出租车的尾灯在雨里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，消失了。

雨越下越大。

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

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他没听见。

他不是不理我。

他是真的没听见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臂。

那是个男人的手，力气很大，一把把我往后拖。

我挣扎，回头——

“你他妈——”

我看清了那张脸。

韩玉。

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，浑身湿透，头发贴在额头上。他抓着我的手臂，把我一路拖到街角的屋檐下，按在墙上。

“你疯了？！”他冲我吼，“你站在马路中间干什么？！你不要命了？！”

我看着他，说不出话。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问。

“我要是不在这儿，你今天就死在这儿了！”他吼，“我从苏州一路跟到你这儿，你以为我想来？！”

我说：“你跟踪我？”

“我不跟踪你，你能干出什么事？”他说，“你站在雨里站了两个小时，我站在你对面的店门口看了两个小时。我看着你撑开伞又合上，看着你跟个傻子一样站在马路中间喊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。

他松开手，退了一步，喘着气。

雨水从我们俩身上往下淌。

“你看到了吗？”他问。

我说：“看到什么？”

“她的手。”

我浑身一僵。

“你也看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韩玉说，“我站在对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她把他耳朵上那个东西摘了。”

我靠在墙上，腿一软，往下滑。

韩玉一把扶住我。

“许枝。”

我扶着他的手臂，整个人在抖。

“他没听见我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不是不理我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韩玉……”我抬起头，看着他，“他不是不理我。”

韩玉看着我，雨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。

他的眼睛红了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我们在那个屋檐下站了很久。

雨一直下。

后来他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说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回旅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走。”

“许枝。”

“我再等一会儿。”我说，“也许他会回来。”

韩玉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

“他不会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他刚才坐的那辆车，是去希思罗的。”韩玉说，“我听见他跟司机说了。”

我说：“去机场干什么？”

“接人。”韩玉说，“他爸今晚到。”

我站在那儿，雨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流。

我分不清那是雨还是别的什么。

“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”我问。

韩玉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因为我来之前，给他打过电话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你告诉他我要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只是问他最近忙不忙。他说忙，说他爸今晚到，他要去接机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”

韩玉看着我。

雨水打在他的睫毛上。

“因为我想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我把你带来，他会不会来接你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答案是不会。”韩玉说。

他伸手，把我额前的湿头发拨开。

那个动作，和一年前韩雾在客厅里做的一模一样。
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跟我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有家。”

“有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家的院子还在，腊梅还在，我奶奶还在。张妈昨天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我说：“韩玉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哥不要我了。”

他看着我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还要我回去？”

他沉默了很久。

雨水从屋檐上冲下来，在我们脚边汇成一条小小的河。

“要。”他说。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旅馆的窗台上，看着伦敦的雨。

韩玉坐在床边，拿着一条毛巾擦头发。

“机票我帮你改了。”他说，“明天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回去。”

“你必须回去。”

“我不。”

他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。
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你在这儿待着，能等到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告诉你你能等到什么。”他说，“你能等到他跟那个女的结婚，你能等到他们生孩子，你能等到他牵着他女儿的手从你面前走过，你还是一个人在雨里站着。”

我说：“你闭嘴。”

“我不闭。”他说，“你听清楚了，你再这么等下去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毁了又怎么样？”我说。

他愣住了。

“毁了就毁了。”我说，“我爸妈没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等他，我等不到，我就等一辈子。”

韩玉看着我，眼睛一点点红了。

“你真蠢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是我见过最蠢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忽然伸手，把我从窗台上拽下来，紧紧抱住。

我挣扎了一下，没挣扎开。

他的怀抱很烫，浑身湿透，心跳得很快，一下一下撞在我胸口。

“不许。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不许什么？”

“不许你等一辈子。”他的声音在我头顶上，闷闷的，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你听见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他松开我，后退一步。

“我明天来接你。”他说，“你收拾好东西。”

他转身往门口走。

走到门口，他停住。

“许枝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不是什么都没有。”他说。

他没回头。

“你还有琴。”

门关上了。

我坐在窗台上，看着外面。

伦敦的雨，下了一整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