催收通知送来后的第五天，银行又打来了电话。这次语气比之前更硬。对方直接告知，如果本周内不能给出明确的还款计划，将正式启动评估程序。母亲接完电话，在客厅里站了很久，手机还攥在手里，指节发白。她没有哭。只是把手机放下，走到阳台，对着那些花看了很久。夜风把她的头发吹乱，她却没有整理。阳台上的绿萝已经黄了大半，绣球也有些萎靡，她每天还是浇水、擦叶子，动作比以前更慢，也更仔细，像是在抓住最后一点能控制的东西。我从房间出来的时候，看见她的背影单薄得几乎要被风吹走。白衬衫被夜风吹得轻轻贴在背上，勾出瘦削的肩胛和腰线。她太瘦了，原本合身的衣服开始显得空，连站着的时候都带着一种随时会倒下的感觉。“妈。”她回过头，眼睛红着，却还在努力弯嘴角：“没事。明天再去一趟银行，看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。”声音哑得厉害，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几乎没有怎么睡觉。我听见她在客厅里来回走，偶尔停下，像是在算什么，又像是在强迫自己冷静。有时候她会打开冰箱，看一眼，再关上；有时候会走到阳台，站一会儿，再回来。凌晨两点多，走廊的灯还亮着。我推门出去，看见她坐在餐桌前，面前摊着那张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催收通知，和一张空白的纸。纸上一个字都没写。台灯的光打在她侧脸上，把眼下的青影照得很深，嘴唇因为长时间抿着而有些发白。看见我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低声说：“怎么还没睡？快回去。明天还要上课。”“你呢？”“习惯了。”她把通知翻过去，像是不想再看见那些字，“快回房间。别让妈更担心。”我没有再坚持，只是把热好的水放在她手边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关上门后，我坐在床边，盯着手机屏幕很久。楼下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。她大概又去了阳台。夜很静，能听见风吹过枇杷树叶子的声音，也能听见她极轻的、压抑的呼吸。她的朋友圈发出了一张夜景图是那般寂寥。时机到了。前段时间母亲实在无法承受，把我小号当作一个倾泻口，像朋友一般说出了她的困境和疲惫。凌晨三点十二分，我用“梦在远方”的号，把准备已久的话慢慢发了出去。先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关心：“林老师，这么晚还没睡吗？今天看您状态，有些担心。”等了大约两分钟，没有回复。我继续往下：“其实有件事犹豫了很久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前两天那个朋友又提起您。他一直念叨着那张照片，说这种气质现在真的很少见。今天他正式跟我说，如果真的有机会认识您，愿意用很实际的方式表达诚意——至少能先把眼前最要紧的问题解决掉。数目不会小，足够把银行和那些外债一起处理干净。我本来不该转这些话。可看您最近这样，实在有些不忍心。如果您愿意听一听，我可以帮你们牵个线。不愿意的话，就当我今晚什么都没说过。真的。”消息一段一段发出去。发完后，我没有再看手机。凌晨四点多，脚步声终于停了。她大概回了房间。可走廊的灯一直亮到五点才关掉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的朋友圈忽然删掉了前两天发的那张绣球照片。而对话框里，我的消息下方，清楚显示着空白。她一整天都没有回复。我去学校上了两节课，心不在焉。中午的时候，特意绕路经过她学校附近的那家画室，隔着马路看了一眼。她正在给一个学生改画，动作比平时慢，偶尔会停下来，抬手按一按眉心。白衬衫的袖口挽着，手腕细得刺眼。下课的时候，有家长过来跟她说话，她笑着应，可笑容只到嘴角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。晚上她回来得比平时更晚。进门后先去阳台站了很久，再简单洗了把脸，连晚饭都只是随便对付了几口。她的眼睛红肿，像是哭过，又像是一夜没睡。当我问她银行那边怎么样时，她只是摇头，说“再等等”，然后很快把话题引开。夜里十一点多，我正在房间里假装看书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。我点开。她回的只有一句话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最后留下的是：“你那个朋友……是认真的吗？”语气不再是之前的严厉拒绝，也没有爽快答应。只是带着一种被逼到边缘后的、极力克制的试探。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，明知道下面是深渊，却还是忍不住问一句“那里真的有绳子吗”。我看着屏幕，心跳平稳得可怕。没有立刻回复。而是先下楼倒了杯水，在客厅坐了一会儿。母亲的房门关着，门缝下没有光。她大概已经躺下了，却未必能睡着。我回到房间，把回复字斟句酌地改了三遍，才点下发送：“他是认真的。数目和时间都可以谈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先帮你们通个话。不愿意，就当我多嘴。真的不会再提。”消息发出去后，对话框安静了很久。久到我几乎以为她不会再回。凌晨十二点十七分，屏幕亮了一下。她回：“……让我再想想。”只有四个字。却已经足够。线，终于从夸赞和暗示，真正碰到了她最软、也最痛的地方。而她，已经站在了边缘。